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尼克松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
“人工智能这项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可能在五年内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重要的条件，我们应该就技术对彼此的影响进行交流，朝着军备控制迈出一小步”
“纵观军事历史，由于地理和精确度的限制，过去一直做不到消灭所有对手。（而今）这些限制不存在了。每个敌手都100%暴露在攻击下。”
“人工智能将在五年内成为安全领域的重要的条件。其颠覆性潜力堪比活字印刷术，而正是后者传播思想引发了16、17世纪一系列毁灭性战争。”
“在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方面的清醒努力与国家安全并不冲突，它是一种尝试，为的是确保在人类未来的框架下寻求实现安全。”
“战争一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领域，但人工智能进入这样的领域将为其带来新的变数。”
“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合成形象被对手操纵，以制造不和或发布误导性的指令，公众（甚至其他政府和官员）会及时识破这种骗局吗？”
“在灾难真正发生之前，我们应该克服，或者至少是遏制这种自动化的驱向。”
“当代领导人能够最终靠将常规能力、核能力、网络能力和人工智能能力广泛而动态地结合在一起，来实现控制武器装备的六大任务。”
“必须对核战略的未解难题给予新的关注，并认识到其本质正是人类在战略、技术和道德方面遭遇的巨大挑战之一。”
“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大国应该努力界定其理论和限制（即使其所有方面均未被公开），并找出自身理论与竞争大国之间的关联点。”
“世界各国，特别是技术强国，应制定强有力和可接受的方法，在焦灼的事态加剧和极端情况下尽量延长决策时间。”
“主要的人工智能大国应思考如何限制军事化人工智能的继续扩散，或者依靠外交手段与武力威胁，开展系统性的防扩散工作。”
“要在最具破坏性的能力上实现相互制约，绝不能等到悲剧发生再去亡羊补牢。
“由于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性，我们有责任在这场研发技术竞赛中保持领先。但这也同样迫使我们去理解它的局限性。等到危机来临才开始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就为时已晚了。一旦在军事冲突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响应速度之快，几乎注定它将以比外交手段更快的速度产生结果。”
“我们正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未来机器可能带来全球瘟疫或其他大流行病，给人类造成毁灭的不仅有核问题，任何领域都可能。”
“人类要重新定义与 AI 这种新物种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人类对于这一切还没有准备好。”
“生成性人工智能提出了一个自启蒙运动开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哲学和实践挑战。”
“启蒙运动试图使传统的真理让位于解放后的人的分析理性。而互联网的目的是通过积累和操纵逐步扩大的数据，获取知识。人类的认知失去了个体特征。个体变成了数据，而数据变成了统治者。”
“人们有两种认识世界的传统方式：信仰和理性；如今又添上了第三种——人工智能。”
“我们必须动用自己最根本的素养和资源，比如理性、信仰、传统和技术，来调整我们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让现实仍是人类的现实。”
“随着由AI提供和量身定制的教育被引入，普通人的能力既会有所提高，也会面临挑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数字化让慢慢的变多的信息变得可用，但它却压缩了深入、专注思考所需的空间。”
“对机器的依赖将决定并因此改变现实的结构，产生一个我们还不了解的新未来，我们一定要为探索和领导这个未来准备好。”
为了厘清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侧重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从“以人类理性为中心”转移到“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为中心”。
“每个社会必须首先确定AI在所有的领域允许和不允许使用的全部范围。对某些强大的人工智能，如通用AI的使用权，需要严格把关，以防止被滥用。”
“限制在生物武器生产中用AI，应该很容易达成一致，但需要国际合作。”
“目前，我们拥有一项新颖而壮观的成就——人工智能，它是人类思想的荣耀。我们还没有为它进化出一个目的地。”
“当我们成为技术智人时，我们迫切地需要定义我们物种的目的。现在，我们有责任提供真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