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公共外交的再定义:外国利益攸关方参与公共外交的多元媒介渠道

时间:2024-09-10 17:58:12        来源:bob手机版官网

  2020年伊始,随着新冠病毒的迅速蔓延,全国各界正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加入到抗击新型肺炎的行动中。在新冠疫情逐渐蔓延到全球,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并应对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风险与全球传播成为了一个新的命题。“清华全球传播”将在近期以全球公共危机中的社会化媒体与危机传播为主题,编译一批相关海外研究,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自上而下垂直传播的模式已被颠覆。随着新兴媒体平台影响日益扩大以及政府支持的媒介组织在全世界内的崛起,外交主体不再局限于官方,而是延展到了普通民众和社会组织。新形势下,传统的公共外交很难再为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和舆论引导工作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新兴社会化媒体在国际关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新现实,为媒介化公共外交的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媒介化公共外交”(Mediated Public Diplomacy)也因此成为公共外交研究领域的前沿议题。

  本文以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期间,美俄两国在推特(Twitter)上演的“推文大战”进行案例分析,探讨在信息化时代以新兴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化”环境对公共外交的影响,重新定义媒介化公共外交,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扩展。

  此前的研究表明,公共外交的实践重点是培育本国在外国民众中积极正面的舆论,软实力是公共外交的核心概念。此前的研究大多表明一国能够最终靠以语言、教育、文化交流等人文项目为代表的软实力影响外国媒体和公众舆论。然而,绝大多数外国民众是从新闻媒体中了解外交事务的。因此这类研究未能为媒介化公共外交这一新兴领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媒介化公共外交的定义过于老旧。

  本文对媒介化公共外交进行了再定义:即政府通过付费的(paid)、免费的(earned)、自有的(owned)或共享的(shared)新兴社会化媒体渠道,有组织地影响外国舆论,为其外交政策目标争取支持的行为。作者还提出框架的构建、推广和竞争在媒介化公共外交中十分重要,认为社会化媒体的框架构建、推广和竞争是一种有效的现代媒体参与策略,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在冲突和危机时期)进行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本文选取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美国和俄罗斯政府之间在推特上的框架竞争来阐释这些实质性问题。选取这场危机作为案例研究有两个原因:一是它见证了美国和俄罗斯国家利益之间的直接对抗;二是因为它见证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完整的网络对峙,且这两个国家的外交部是推特(Twitter)上最活跃、受关注度最高的用户。

  作者选取了美国国务院和俄罗斯外交部在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3月30日期间发布的所有与克里米亚相关的推文,涵盖了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510条推文和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60条推文,相关推文样本共计761条。

  作者采用归纳框架分析方法,将所有俄罗斯和美国的推文以周为单位划分类别,从构成框架的四个维度——问题定义、道德评估、因果归因和改进建议,对所有的推文做多元化的分析,研究和确定两国政府所阐述的框架。

  一是尽管两国政府都传播不同的框架,但它们并不试图诋毁竞争对手所推广的框架,以免让推特用户更多了解对方的核心观点。

  二是在社会化媒体平台做框架推广的反应性,即政府需要主动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对舆论环境进行扫描分析,以跟上事件或问题的发展,并随时对此类问题的实时变化做出一定的反应(美国和俄罗斯政府经常在一周的时间内多次改变框架方案)。

  三是道德评价在框架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和俄罗斯的框架都把各自描绘成捍卫人道主义利益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卫士。

  研究显示,美国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危机的舆论引导过程中采用的框架与各自的国家战略叙事相一致。俄罗斯称其在乌克兰的战斗是其历史上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而美国国务院则认为美国是在帮助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这表明,政府利用历史模板来“引导”公众理解当前局势,这反过来又能增强框架的影响力。

  研究表明,国际媒介生态中充斥着对当前和历史事件的叙事各国必须成功驾驭充满框架竞争的以新兴社会化媒体(如推特、脸书等)为代表的舆论环境,才能使其战略叙事影响舆论朝着于己有利于的方向发展。

  据此,本文的结论是在数字信息环境中,外交地点不再固定于传统官媒这类免费媒体,而是蔓延到以推特为代表的自有、共享等新兴社会化媒体平台,利益相关者慢慢的变多,媒介化公共外交在公共外交领域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媒介化公共外交能够让政府绕开传统的守门人(官媒及其他传统媒体),传播其外交政策框架,影响国内外舆论,导致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框架竞争更激烈,这在冲突和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作者最后指出,在社会互联网空间中展示治国方略的时代,“媒介化公共外交”的概念性观点要重新被理解和重视,并且此类研究正在政治传播和国际关系领域一起进行。因此,要想推动媒介化公共外交研究取得更大进展,大众传播和政治学的学者们必须更深入地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更好理解21世纪的国家行为者是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平台吸引外国公众参与竞争性议程和框架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