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间外交的定义，即什么是民间外交。对民间外交的理论，至今为止学界没有系统的论述。对什么是民间外交，也有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将民间外交定义为是与“官方外交”或“政府外交”相对的概念，广义是指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狭义是指那些不代表官方而又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是“官方外交”的补充。[5]第二种定义认为民间外交是中国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形成的，旨在加强中外人民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平友好相处的对外交流活动，是中国在对外活动中的一种创举，主要是在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下，通过指定的机构和团体(通称为人民友好团体)，以非正式外交的形式，与世界各方面的人员进行广泛的交往，加强中外人民间的友好与合作。[6]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认为：民间外交，是指区别于官方外交的民间国际交往，是一种非官方的外交。它的基本属性有三条，即稳定性、包容性和灵活性。[7]有学者觉得，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指与政府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民间人士或民间团体所从事的对国家的外交会产生影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交流活动，如贸易、体育、艺术、学术、文化等的交流。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属于非正式外交渠道的一种。[8]有的学者觉得民间外交是指由非官方人士或机构所从事的外交活动。民间外交的参与者可以是在野党、社会团体，也可以是各界人士。[9][10]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外交，或称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11]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民间交流的概念，认为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民间交流。民间外交的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作为正常外交的补充或替代的主体意识和目的指向性；而民间交流则缺少或较少带有政治功利性,只是在客观上对沟通两国关系起到桥梁或第三管道的作用。而且两者的涵盖范围是有明显差异的,民间外交是民间交流的一部分。[12]
综上所述，不管对民间外交做何界定，有一点学术界是比较统一的，那就是，民间外交是国家间的一种非正式外交渠道，是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为人民外交或者国民外交。
2、中日民间外交的作用和特点。无论学界对中日民间外交从何角度做多元化的分析，但对于其作用的总结基本一致，主要有三点：第一，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并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说，假如没有20多年中日民间外交的积累，没有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也许会更为曲折和艰难。第二，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第三，加强了两国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中日民间外交特征方面，学界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中国政府首先制定并推动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政策。第二，经济是基础，贸易是催化剂，经贸关系或者说民间经济外交始终贯穿于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关系中。第三，中日民间外交政策在制定和推行的过程中，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等环境的影响。例如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日、美、苏、中四国间的相互关系，中日两国的国内环境，中日两国政府不同时期的政策走向等等方面。第四，日本民间力量，包括个人和团体在两国的民间外交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从50年代起，由日本民间发起的促进贸易和日中友好运动，是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最积极的两个因素，不断地推动中国日关系前进，同时也给日本政府以很大的影响。
3、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日民间外交。主要从二个方面论述。一种原因是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的产生、形成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是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所产生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意义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中关于外交方面的理论，奠定了新中国的人民外交学的理论基础。实践意义是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同其他几个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有学者通过对周恩来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析，认为“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民外交坚持革命的价值观和正义道德理念，因此勇于向现实政治和既成的国际秩序抗争，而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则时常受到忽视”，“经过长期的曲折实践，当70年代初国际格局酝酿变动的时候，新中国外交开始了向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的转折。它是意识形态取向外交向国家利益理性外交的转折，是‘促官’意义的人民外交向一般意义的政府间外交的转折，是统战对抗外交向大国对话外交的转折，是‘革命•战争’主题外交向‘和平•发展’主题外交的转折”。周恩来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主要思想先驱者和实践领导者。[13]
4、中日民间外交的分期问题。大部分学者把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民间外交分为三个时期，即50年代的酝酿和发展时期，60年代的半官半民时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的官民并举时期。但对于60年代的以廖高备忘录[14]的签订为标志的半官半民阶段，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因为“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中方人员不给予外交特权，而要求居留一年以上必须按留指纹、不许悬挂国旗、不许使用密码电报，这与岸信介政府时期“政经分离”方针下的处理原则并无不同。而当时同样与日本未建立外交关系的韩国，其驻日代表却得到了免按手印的政府外交人员待遇”。因此“并不存在一个连接“民间关系”和“官方正常关系”的“半官方阶段”——毋宁看作是50年代民间关系的恢复与发展”。[15]
5、中日双方实行并推定民间外交运动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吉田内阁的政策和日台条约的签订，中国和日本的官方外交被迫中断，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将日本政府和普通国民区别开来，首先展开对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方针。第二，中日两国人民都有着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日本经济界鉴于发展经济的需要，要求同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并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为中国政府推行的对日民间外交政策在社会舆论和环境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有学者还认为“日本在野党和政界有识之士基于政治的远见、选民的意愿和议会斗争的需要，要求日本政府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6]很多学者觉得中国政府起初制定并实行民间外交的目的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有学者觉得，中国政府推行民间外交的初期并没有认识到民间外交的巨大作用，而是“随着50年代中后期中日两国民间经济交流活动的渐趋活跃，特别是中日政治关系的日趋缓和，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比较乐观的看法，随即开始了立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构想”。[17]
有学者认为，“中日民间交流或与间接外交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取代政府的政治外交活动。其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辅助性的。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两国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而活动于前台的则是打着民间旗号的政界人士,他们的活动或多或少的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某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政府的外交行为。因此中日民间交流在形式上是民间,在实质上则是政府的外交活动的一部分”。[18]更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主导的人民外交是建国初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外工作方式，它可以依据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形势及时为新中国确定国际格局坐标，并促进与政治上敌视中国的国家人民之间的交往”，但是，“由于外交本身的政府行为属性和现代民族国家之人民的国家属性，所谓“人民外交”也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它没有国际法和对方当事国的任何政治、法律保障因而极其脆弱，除去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因素，即便是来自美国甚至台湾的政治压力也会促使日本政府打击“人民外交”的政治企图以至于限制其经济、文化性活动。”[19]
7、关于1958年中日关系的全面中断。1958年4月的长崎国旗时间发生后，中日关系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近乎全面中断时期。其问题大多是由于岸信介上台后积极推行政策，大肆干涉和破坏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而造成的。有学者觉得由于中国政府全面中断对日关系的目的是“向日本政府表明中国政府在上的严正立场并在经济上对日本的台湾倾斜予以打击，但事实上中国的这一措施并没有对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形成很大的打击……而受打击最大的在日本方面恐怕是民间经济团体所属的商社……结果使从事中日贸易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不仅如此“中日关系的中断在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上的影响更是深刻的……一部分人从对中国政策的不理解，开始怀疑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有的人对于中国进行的经济交流抱有了若干的疑虑”。因此作者觉得，“假如没有两年半的关系中断，如果民间的经济交流能向1955年—1957年那样顺利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也许不是在70年代而是在60年代”，但作者同时指出“当时，面对岸信介内阁的政策，面对已发生的时间，中国似乎别无选择”。[20]
8、60年代后期对中日民间外交的影响。关于对中日民间外交的影响，学者们少有论述。有学者在对这一时期中日民间交流所取得的成果做多元化的分析之后指出，“以政治指导经济、以自力更生代替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的，决定了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在60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多云或苦难的时代”。[21]另有也学者觉得“中国也由于‘’使中日交流受到干扰和冲击，“人民外交”被重新赋予或强化了它号召世界人民革命的意识形态实质……认为打击以美帝为首的这四个敌人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中日友好运动是世界反美统一战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给中日友好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颠覆全世界秩序的革命性目标和前提的理论使得“人民外交”丧失具体、真实的操作的可能性，中日恢复邦交的前途似乎更加渺茫了。”[22]另外，对于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提出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论断，有学者觉得“今天看来，中国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复活的论断与若干依据，无疑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它唤起了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促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23]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必然要服从国家的总体外交政策，自然会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波动也许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轻微的。从总的来看，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是具有连续性、一贯性的，同时又不乏灵活性和针对性的。而且又与日本的对华政策紧密相关。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历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是有所变化的，时进时退。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中国的对日政策当然要做出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调整，但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基本外交方针是没改变的。从20余年的中日民间外交进程来看，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大多数都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正因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才能够在中日关系的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动，把握着先机，才能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顺利实现。试想，如果日本政府当初能够摒弃意识形态的对立，能够不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能够积极主动地发展对华关系，那么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一定早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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